关于西方历史真伪，近年以来讨论较多，真相如何莫衷一是，其中历史官科主流依然相信西方历史，民科主流则是否定西方历史，两者可谓泾渭分明，那么谁更对谁更错？ 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，不妨跳出狭义历史圈子，从广义历史角度去求索。其中，因为冶金是生产力水平的典型特征，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从而影响上层建筑，因此不妨从冶金、尤其冶铁角度看一看西方历史真相。 CCTV10栏目《考古公开课》，有一期《铁器时代》专讲冶铁和炼钢，栏目邀请的是钢铁学院冶金教授，注意邀请的不是历史专家。 节目中该教授提到：有一次开国际会议，洋学者想吹点牛，结果中国学者先带洋学者参观了郑州古荥冶铁遗址，该遗址炉前坑内积铁重达19吨，最后洋学者看过之后，回去夜半三更改演讲方案。 问题在于：洋学者看到了中国考古发现后，为何要夜半三更改方案，这与西方历史真伪又有何关系呢？ 中西不同冶铁路线 谈及中国青铜、冶铁，一度最为盛行的是“西来说”，但实际上中东-草原与中原是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。 中原地区，因为很早掌握高温技术，夏朝时期已能烧瓷（炉温要求1200以上），因此冶金走的是液态融炼法，得到很硬的生铁，含碳量较高。商周时期，炼铜竖炉出现，春秋战国时演变为高炉冶铁，即冶铁走的是高炉液态融炼法，可以大规模量产铁器。 相比之下，中东-草原因为一直没有掌握高温技术，只能走的是低温还原法，也就是块炼法工艺。所谓块炼法，就是将铜矿、铁矿加热到半融化，然后切割成小块，再锻打成器。这种方法不能量产（能不能量产很关键），且性价比极低，得到的是很软的熟铁，含碳量较低。 关于中西不同冶铁方法，如今已有盖棺定论，西人自己也承认，比如西人自己承认14世纪生铁铸造技术传入欧洲，这与蒙古西征相关。注意，起初只是传入生铁铸造，后来西方又从中国学了高炉技术。下图，西方块炼铁时，有没有鼓风机，其实还在两可之间。 搞清楚中西不同冶金路线，回头再看中国史书，就会发现史记早有记载。 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说：“自大宛以西至安息，国虽颇异言，然大同俗。其地皆无丝漆，不知铸钱器（汉书中为“铸铁器”），及汉使亡卒降，教铸作他兵器。” 其中，“铸”就是得到液态化金属，然后将之倒入模具中成器，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的人不会“铸造”，后来“及汉使亡卒降，教铸作他兵器”。 按照西方叙事，希波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499年 至 前449年，距离司马迁写“史记”已经接近400年。如果古希腊已有成熟铸造技术，那么该技术不可能不扩散到波斯（该技术向古希腊殖民地扩散，后又有古罗马的技术扩散），即后来的安息。因此可见，在正常规律上，古希腊也不应该掌握铸造技术。 也就是说，司马迁并未否认中国以西有铁器，但说的是大宛以西至安息“不知铸钱器”，就是不懂铸造，联系现代考证，可见司马迁这段记载很正确，否定司马迁这段记载的学者，只能说非蠢即坏。 难怪西人夜改方案 文章开篇提到的洋学者夜改方案，背后原因就与西方冶金路线相关。 因为14世纪前，西方一直使用块炼法冶铁，但这种方法得到的是半融化的海绵铁（且炉子不能大，大了一则炼不透，一则不好处理大块海绵铁）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“积铁”。即便有，也只可能是几小块的边角料，不值一谈。 相比之下，自从春秋战国以降，中国采用的是高炉冶炼生铁，冶出来的是液态生铁，而且量大，比如西汉的郑州古荥冶铁遗址，其中最大的高炉可日炼一吨铁，因此炉前坑内积铁重达19吨属于正常现象。 其实，19吨的积铁，在中国古代冶铁遗址中不算什么，比之更重的还有不少，比如河南鲁山望城岗汉代遗址积铁30吨、驻马店泌阳下河湾冶铁汉代遗址积铁44吨。 注意，中国这些积铁，都是汉代遗址遗留，而西方直到工业革命前，都没有如此规模的积铁。或者说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，冶铁规模可能还不如中国汉代。 两相比较，洋学者即便想要吹一吹西方冶铁如何先进、规模如何之大，除了吹工业革命之后，之前的怎么吹？因此，只能夜半三更更改演讲方案，否则在事实面前只能犹如一枚活蹦乱跳的小丑。 最后，搞清楚西方冶金技术情况，再看西方历史真伪。 首先，西方不懂铸造，只会块炼法，那么古希腊古罗马等如何铸造出诸多精美的大型青铜器，又如何大规模量产兵器？冶金与生产力息息相关，当西方只能块炼法时，其生产力水平可想而知，那么如何会有恢弘的帝国叙事？总之，冶金技术早已经戳穿了西方历史叙事，不是说西史全假，但显然说明西史存在大量虚构。 其次，至今青铜西来、冶铁西来还在盛行，但中西主流技术路线大不相同（中国也有块炼铁，但不是主流，气人的是，中国块炼铁技术还高于西方），中国的“铸造”，不仅历史演化链条非常完整，而且中国以西的铸造是“及汉使亡卒降，教铸作他兵器”，那么又如何“西来”？ 第三，搞清楚中西冶金技术不同，那么西方历史可信度多高、中国青铜或冶铁技术来源的问题，其实就已经有了大致答案，但可惜的是，中国很多历史学者偏偏主张
